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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宇和内阁讨论之后，回答也很明确：日本既然要洗心革面，还是先专注自己的改革吧。至于对俄作战，帝国自可应付。日本毕竟之前是俄国的盟国，一朝翻脸，马上就要兵戎相见，是否显得帝国也刻薄了？

    看着政府表现不力，甚至被朝鲜人远远甩在后面，愤怒的东京市民开始了游行示威，在日比谷公园举行集会，各界人士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宣传中日安保体系对于新日本是多么意义重大。

    政府这些人，迟迟不能与中国方面达成安保协议，让日本的安全没法得到保障，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

    这样一来，日本政府开始受到了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原本还想着在很多方面试探一下中国，最大限度减少日本财政负担的西园寺公望内阁，在舆论界，民众等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也只好以近乎哀求的态度向中国方面提出签约。

    看着火候差不多了，郑宇也授意谈判代表加快了进度。

    十二月十日，中华帝国外交部长李经方，于日本国驻华大使内田康哉，于北京正式签订了《中日安全保障条约》。

    根据条约规定，在和平时期，中国将在日本驻扎不超过二十万人的陆海军兵力，其军费由日本方面承担七成五。日本在室兰，横须贺，名古屋，吴，鹿儿岛划出专门地区，作为中国的海军基地，不受日本法律管辖。此外，在这几个海军基地附近，还将修筑专门的陆军基地，由中国陆军驻屯。

    日本的陆海军，平时根据日本宪法由天皇行使最高统帅权，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协助天皇，中国驻日司令部实行督导，并向中队及以上级别的编制派遣督导官和庶务军士。战时，则由中国驻日司令部统一指挥。

    中日两国中的任何一国，与第三国爆发战争，另一国必须以全部资源，无条件提供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援助。

    而在补充协议之中，中华帝国和日本国认同，本次中俄战争，日本并无参战的义务。

    作为条约体系的补充，中华帝国陆军总参谋部，海军总参谋部，也分别和日本国参谋本部，军令部签署了军事合作协定，规定了定期的联合军事演习，各种交流，以及军事技术合作，军事教育合作。

    日本的各个军事院校，包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海大，陆幼，陆士，陆大，以及各个术科学校，全部纳入了中日安保体系，由中国方面统一派出督导官和教员，全面引入中国的军事教育体制。此外，两**事院校将展开大规模的交流活动，中**校也将向日本提供一些留学机会。

    在海军造舰领域，日本海军省舰政本部的一大批造舰精英，经过甄别之后，被许凡挖走了一大半。这其中，有被称为“日本海军造舰之父”的一代奇才近藤基树，有在另一时空被誉为“大政时代の神样”，也同样因为过于严谨和正统，固执己见，被称为“平贺不让”的造舰大师平贺让，还有其他很多才华横溢的优秀苗子。

    在许凡看来，这些性格严谨，深深浸染了日本传统“小而精致”的美学理念，具备浓厚的英国传统造舰风格的日本设计师，对已经走出自己特色的中国造舰团队，将是非常好的补充，也是思想的对撞和新鲜血液的注入。中国人的灵活，固然有利于天马行空的创意，却也难免大而化之在细节上带来的粗疏，而日本人对细节的执着，却往往能够对中国人拾遗补缺，两者合璧，将产生如何奇妙的化学变化，这不但是许凡，也是郑宇非常期待的事情。

    日本一大批优秀的军医人才，东京大学和帝国大学，以及大阪的医科人士，也被许凡搜刮了不少。此外，许凡还计划好了要派遣一大批中国的外科军医到日本留学。早在明治维新前，传自荷兰的“兰方”医学已经在日本开花结果，并且很快又学习了德国医学，在医学领域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国家。在另一时空，日本人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外科医师，其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无比坚韧的耐性和意志，是让德国人都深为钦佩的。

    日本多年来引入欧洲良种，精心培育的良种军马，被许凡以“对俄作战需要”的名义，用日票购买了一大批，却没有送往西伯利亚，而是送往北京给了禁卫军。他很清楚，这些娇生惯养的英国大马和法国大马，根本无法适应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和恶劣的马料供应，去了就是送死的命，还不如在后方的禁卫部队服役。

    说到底，西伯利亚，还得靠土产的蒙古马和东北大马。

    在这段时间的运作中，日本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新内阁，以及皇太子嘉仁，都让中国方面很是满意。

    西园寺公望其人，是日本元老中极为少见的民主派。这位日本货真价实的两朝元老，柱石重臣，早年在法国留学十年，深受西方民权自由学说的熏陶，和欧洲左派交往甚深。回国之后，一度在中江兆民的报纸里做主编，宣扬激进的民权宪政思想。后来天皇屡次邀请，总算又回到政府做文部相。

    在另一时空中，西园寺公望一向与军部作梗，在伊藤博文死后继任为立宪政友会首领，多次驳回扩军案，奠定了“大正德磨克拉西”时代的基础。最轰动的一次，即所谓“大正政变”，护宪派议员发动数万民众，以打倒藩阀政治，维护宪法体制为口号，冲击日本国会，捣毁了警察所和萨长藩阀的御用报社，并迅速在全国掀起了类似运动，导致桂太郎内阁被迫辞职。

    在这个时空，面对中华帝国势不可挡的崛起，西园寺公望一向主张中日和睦，无奈萨长藩阀已经是骑虎难下，多年来为了转移矛盾进行的过激宣传更是导致兴亚会，报国团等激进组织尾大不掉，再加上中国的一系列事件让不少人觉得有机可趁，最终只能看着日本再次国运相赌，滑向亡国的深渊。

    伊藤博文，辗转病榻多日，在华军登陆之时，不愿有朝一日作为战犯受审，再加上病痛折磨，决定自裁。

    这位立志改变日本，实现脱亚入欧的长洲派政治家，立宪政友会的开创者，尽管曾经叱咤日本政坛几十年，到了临死的一刻，身边除了家人，便只剩下西园寺公望，井上馨，松方正义等密友。

    从容地吟唱了那首织田信长的《人间五十年》，伊藤博文留下一纸遗书，从容地喝下了面前的毒药，在死去的那一刻，脸上依然挂着苦笑。

    伊藤的遗书，在立宪政友会高层秘密传阅，最后经讨论，后来又经中国占领当局批准，刊登在了《读卖新闻》上。

    在遗书中，伊藤博文以“误国”自责，坦然地承担了日本一系列决策失误的责任，也指出了军部干政和藩阀政治的危害，呼吁国民认清现实，尊重宪法，维护民权。到了临死的一刻，这位日本政治家似乎也放下了某些东西，猛烈抨击之前的日本政治，称之为“假宪政”，痛斥右翼社团，狂妄文人和军部祸国，批评他们一再把国民推向深渊。

    面对当前的形势，伊藤博文坦率地指出，中国的崛起已经是既成事实，日本不要妄想压制中国，争霸亚洲，而是应该认真地反省，以此为契机，真正完善民主宪政体制，建立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致力民生，并且积极与中国合作，维护亚洲民族自决的新秩序。

    伊藤博文的遗言，在日本各界都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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