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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对美利坚的态度是热情的。他们都知道在太平洋的对面有着另一个强大而文明的国家，但说道对美国的了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停留在说英语上，停留在他们补给中的美国罐头，美制狙击步枪，美国牛皮护膝，再就是贴着美国标签的帐篷，被服，各种机油。他们很感谢合众国给与他们的帮助，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去美国看看。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很谦虚地表示，自己首先要结婚生子，履行传宗接代的责任，‘父母在，不远游’，也许等他们的子女成人，会无牵无挂地去美国游历一番。在这方面，很显然，军官们更感兴趣，这些年轻的现代斯巴达人，对于美利坚文明显然有着某种好奇。”

    “……这支军队的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似乎有着太多理念上的差异。对很多中下级军官来说，他们一方面受到军队内部政治军官和教育体制的约束与监督，另一方面却依然对社会学保持着求知欲。一位校级军官（请允许我隐去其姓名和军阶）曾经私下对我表示，他认为中国有些像罗马帝国，而美利坚更像雅典，俄国比较类似波斯，而德国类似马其顿-希腊。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某一天世界陷入类似地中海争霸的局面，也许中国可以笑到最后。说完这句话，我们哈哈大笑，一起品尝了我带来的威士忌。”

    “……我能够感受到，这些淳朴的中**人，一方面为自己在战斗中立下功勋，取得了胜利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许多经历了旅顺，琉球血战的军人，谈到自己逝去的战友，就流露出悲伤和愧疚。在他们看来，最为勇敢的人，大部分都已长埋于地下，而自己能够活下来，很多时候是因为在某个瞬间产生了一种怯懦。他们活下来了，虽然也多次英勇杀敌，但想到可能面对死去战友的亲人，他们的内心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煎熬。”

    “……很多军人已经开始想家。这些在政府的号召下投身军旅的平民，经历了惨烈的杀戮，收获了荣耀，却也更加怀念平和的生活。很多原本野心勃勃的青年人，也开始对战斗抱有比较淡然的态度。他们见到了太多生死，杀戮，各种各样难以描述的残忍，也正是如此，他们也开始体会到平静的生活中蕴含着某种更加真实而可贵的东西。”

    “……日本军人，对于自己的遭遇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平。他们表现谦逊，恭谨有礼，很难想像在战区我们听到的很多残酷的故事就出自这些矮小而沉默的日本农民。这些脱下军装，放下武器的武士，对于自己曾经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太多隐晦。他们坦承，自己参战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也是为了帮助家庭，帮助日本摆脱贫困。他们需要满洲的土地，资源，需要中国人的劳力和财富。不过，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将作为中国人的小伙伴，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建设日本。对于这个结果，很多人，包括大部分军官，都表示出了满意。”

    “……一位日本海军少校坦承，如果换做日本取胜，是断然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中国的。既然日本和俄国都已经失败，那日本接受中国的领导，与中国合作，就是最明智，甚至也是唯一的选择。中国人没有选择用武力彻底征服并清洗日本，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善意。现在最重要的是建设新日本。不过，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他依然表示，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他随时会再次接受征召，为国而战。”

    与美国记者的着眼点不同，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在中国旅行多年，深入考察中国社会生态的中国通，并没有仅仅关注军事方面，而是更敏锐地注视和分析着中国的社会变迁。

    “……在中国社会，战争的痕迹无处不在。在我看来，中国能够以如此震撼的方式取得胜利，不仅仅是他们军事制度上的优越，军人们的勇猛顽强，军事艺术上的先进，更是整个社会，以一种远远超越了日本和俄国的方式，进行了充分和彻底的动员。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国家，以其高度有效的国家机器，利用无孔不入的基层组织，对文化领域的掌控，把整个国家的相关资源都纳入了战争的轨道，全部为战争服务。这使得这个国家如同一个扩大了无数倍的斯巴达城邦一般，发挥了全部的潜力与其敌国进行对抗。”

    “……在中国，与其传统上的历史认识不同，这场战争不再是一家一姓的王朝战争，而是一场崭新的‘民族战争’。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可俄国和日本是为了占领中国，重新奴役这个民族，就如同两百多年前通古斯部落民所做的一样。这种对过往屈辱的回忆与恐惧，激发了空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使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个体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这场民族抗战之中。”

    “……在中**队内部，总参出身的军官无疑属于受到特殊看待的一群精英分子。这些军官，喜欢称呼这种体制为‘总体战’。他们认为，自从英格兰开创了民族国家的先河，法兰西又把这种观念传遍了整个欧洲，近代战争已经从封建领主和王朝的‘家族战争’演变成了关系到全民族利益的‘民族战争’。面对工业化国家进行‘民族战争’的现实，国家的战败就意味着民族的沉沦。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只有发挥出国家的全部力量来从事这种战争，才可以确保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安危。这种观点，让我耳目一新。可想到本国诸公醉生梦死的状态，心中又不免多了几分沉重……”

    “……最令我好奇的，是这个国家如何能够在典型的君主政治之下，让所有的国民把国家利益与自己和家庭的利益结合起来。他们的统治阶层，似乎致力于宣传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即皇帝是国民的最高代表，皇帝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化身。一方面，皇帝和国民把治理国家的具体工作委托给政府，另一方面，皇帝和国民又要从上下两方面监督政府的执行力。立法机关由皇帝和国民共同指定代表，对于政府有非常强有力的约束和监督。虽然在民主的深度，广度，成熟度，以及很多复杂细节上，这个体制与英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兰西还完全无法相提并论，但不得不说，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家，这个以富于辩证思维的东西方混血体制，却发挥了非常奇妙的作用。”

    对于这场战争，莫里循也同意大部分同行的意见，认为已经到了收官的时候。

    “……很显然，这场东亚主导权的争夺战正在走向尾声。日本已经倒下，俄国损失惨重，中国看似气势如虹，实际上也已经负债累累，并且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实际困难。虽然我们无法接触到前线的实际情况，但后方的谣言很多……虽然报纸上不断发表乐观的主战言论，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中国人为了争取更多谈判筹码而释放的烟幕。以我二十年的政治评论经验，这场战争将在三个月内结束，并且以双方的妥协告终。至于最后结果？我想大致上，中国最好的结果是恢复到中俄北京条约之前的态势，俄国不可避免地要失去他们的滨海总督区。但坦率地说，这对于中国固然是一个胜利，对于俄国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在各种各样的报道中，对于这场战争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英国报界保持了一贯的矜持与保守，并不急于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但到了上乌金思克和赤塔要塞陷落的消息传来，英国《每日邮报》终于刊登出了另一位一篇文章，引发了英国舆论界的剧烈反响，并被视为英国某些精英的一种试探。

    这位名为“莫尔斯?莫连”的作者指出了中国的胜利可能对英帝国利益的巨大冲击，并且直截了当地把矛头对准了现任贝尔福内阁。

    “……作为一个大英帝国的国民，尽管看到自己的盟友节节胜利，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自豪。但坦率地说，我开始有些担心这支东方杜宾犬太过强悍，甚至强大到可能摆脱主人手中的锁链。俄国固然贪婪无厌，但与印度还隔着千山万水，而中国……恕我直言，通过对吐蕃事变的打击，他们正在名正言顺地加强对吐蕃的控制。他们利用暹罗之前的失策，派出大军攻入了暹罗国境。这已经开始隐隐威胁到了我们皇冠上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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